彭博：只要美国政府不忘老传统，硅谷仍可领先中国

　　7月16日消息，国外媒体发表评论文章称，硅谷仍然可以打败中国。但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认识到并恢复当初让该科技温床繁荣起来的那些东西。

　　以下是翻译内容：

　　1980年5月，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对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开放。在地球的另一端，硅谷刚刚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Apple II台式机开始崭露头角，美国的客厅里挤满了在雅达利2600上玩《太空入侵者》的孩子。对美国科技主导地位最大的海外威胁来自日本。

　　四十年来，中国建立了更多的经济特区，投资了数万亿美元，如今中国的科技行业已经称得上巨人。尽管受到美国政府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中国的基金仍在大举收购美国风投支持的公司的股权，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巨头也纷纷在硅谷开设了研究中心。中国政府正在向半导体、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关键行业提供巨额的补贴。深圳现在拥有华为和腾讯等全球知名品牌。

　　令许多美国的高管、政策制定者和军方领导人感到担忧的问题是，美国公司能否压过中国的企业夺取技术制高点。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美国认识到并重新恢复当初让硅谷变得伟大的那些东西。

　　就像在中国一样，政府在推动美国科技产业起步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核时代新危险和新要求的驱使下，美国政府首次在和平时期对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然而，美国并没有把所有的研究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机构，而是与私营企业和高校签订合同来展开科研工作。

　　这一努力改变了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沉睡的农业山谷和位于其中心的一所大学。在那之前，斯坦福大学最出名的是它的橄榄球队，而不是它的研究能力。现在，它的领导者建立了新的项目和研究中心，以便满足政府不断增长的科研需求。由于与联邦政府签订了大量合同，航空巨头洛克希德公司将其新的导弹和航天部门搬到了硅谷的森尼维尔。到20世纪50年代末太空竞赛开始时，这片乡村已经成为小型电子产品制造商和成千上万聪明的年轻工程师的首选落脚之地。

　　通过成为硅谷早期最大的客户，美国政府实际上扮演了一个非常庞大、具有前瞻性的种子资本基金的角色。但聚集在那里的公司和研究机构远离政治和金融权力的中心——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心理上。被吸引到硅谷的男男女女有着充足的资源以及创造迭代和试错的自由度，由此创造了一个属于创业者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催生了各种新型的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以及接受各种古怪想法的环境。

　　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涌现出的反文化一代，硅谷以不同方式思考、质疑权威的欲望只会愈加强烈。当政府试图实施干预时，技术人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反抗。上世纪80年代初，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推动战略防御计划时，硅谷的计算机专家高声谴责了导弹防御计划，尽管该计划会让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流向他们的实验室。当克林顿政府提出“加密芯片”(Clipper Chip，即政府植入美国制造的软件的后门)时，科技公司们发出强烈抗议，致使该计划被搁置。

　　重要的是，政府对科技产业的支持维持了人才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允许政治分歧存在，并让技术人员将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商业化。美国领导者打了一场持久战——投资于教育和高端技术，向世界各地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敞开大门——投资的回报非同寻常。

　　风险不在于这种模式无法与中国自上而下的努力竞争，而在于美国似乎是主动放弃这种模式。中国目前在教育、先进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基础领域的投资速度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对外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不仅仅是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关闭大门。它最成功的科技区域也在自身成功的重压下苦苦挣扎，飞涨的房价和拥堵不堪的交通使得其创业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友好。

　　这尤其不明智，因为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还无法完全复制硅谷模式。虽然中国最知名的一些企业仍然能够进行创新。然而，它们是否能够持续创新，以及其他的国家是否能够追随它们的脚步，仍然是未知之数。相比之下，从硅谷的历史可以知道，政府的支持和创业自由的良好结合能够创造奇迹。如果美国忘记这一点，那会是愚蠢的。(乐邦)